企业的本真状态就是企业的哲学观，哲学的本真是思，而哲学观就是思维。企业存在的本真状态就是社会性生存需要显现为组织形态，它的思维(哲学观)就是通过各种形式让它合理存在。换言之，社会性质的变化，决定企业是否需要存在，或者以何种方式存在。简言之，假设我们将商业行为通过带有哲学性的艺术思维的方式展现出来，它的基础就是社会审美能力已经普遍达到较高的水平后的现实存在。

一如政治哲学观念那样，西方所有迅速崛起的国家都是通过专制制度达成的，英格兰、法兰西都一样，德国也是在卑斯麦统一后开始强大。中国与印度的发展就可以看出专制与民主的不同，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启蒙的作用。也就是说，专制制度只有在初期起到快速发展的作用，在政治经济学中我们称之为重商主义时期。

1840年，中国人总结失败的原因在于，西方船坚炮利，奇技淫巧之物比我们好，但制度、文化还是我们好。解决方法就是在器物上学习，师夷技长以治夷。于是花了五十年打造北洋水师，一遭遇到倭寇几个小时的时间，甲午大海战就结束了。

中国人再次总结问题：日本人搞了政治改革，他们的君主专制变了君主立宪，我们也需要从制度上改变。于是维新开始，百日后失败；辛亥革命再次开始，搞民主共和，革命成功了！可袁世凯夺权还想当皇帝，就发现制度也没有解决问题。

问题在哪里？

文化！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三次崛起，中国人找到了阻碍中国成长的罪魁祸首：儒家！五四运动开始，引进民主和科学，德先生赛先生，启蒙运动浩浩荡荡开始。1931、37抗日战争开始，启蒙被搁置！直至今日中国的启蒙教育仍然没有开始的意思，思想也只在80年代自由了几天。

冷战后世界格局东、西两大阵营。中国的文革也结束了，改革开放也走了1840后相同的道路：首先买器物搞经济改革，也就是搞物质发展；80代搞下来搞出问题了，腐败开始了，于是，开始搞政治改革，就是在制度上建立规则；最后发现现在搞的制度并不比百日维新、辛亥革命高明多少，腐败更严重了！

问题在哪里？

文化，再搞文化。于是，全世界都是孔子学院。

孔子讲什么？道德。道德是否可教？这在古希腊苏格拉底那里是一个哲学问题，知识即美德，他认为人有了知识就知道不守道德对自己不利，所以知识越多道德越高尚；而普罗泰格拉认为知识越多做坏事越大，这一点在中西方都得到验证。中国的道德建立在情感上的，但这基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现在农业自然经济变成市场经济，它讲的是市场经济的道德(亚当斯密的道德)。

市场经济强调理性(契约)，理性是可教的。儒家并不提倡钱，儒商讲信用因为有皇帝在，商人跟权力结合就能形成红顶商人，皇权起到稳定性。如今已是乱世，没有绝对权威存在，就没有儒商的生存空间。现在的儒商就变成腐败，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儒家是有自由的内涵，至于儒家选择不自由，那也应当是自由的儒家，自由不仅是选择做什么，而是可以选择不做什么。

佛教与基督教的差别:相同的都教人放下，不同的是基督教让人承担痛苦的能力，这个能力比佛家要强很多。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让每个人都从世俗社会脱离出来单独面对上帝，人和人之间的灵魂是平等的，都是自由的，从而建立起灵魂的自由，人的精神被提高了。中世纪以后法权社会到启蒙运动，自由的等级开始变化，从灵魂的自由到权力的自由到信仰的自由，个人的权利意识建立起来了

基督教以异化的方式教化人类，让个体独立起来。而儒家让人永远陷入世俗亲情与肉体之中，不能独立。没有让人们的精神生活独立出来，没有个体的追求。比如追求个人的实惠，是否当权利来追求？这就将人提高了一个层次。启蒙立足于实用目的，功利思想，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就是用理性处理财产关系、权利关系；在此之上，艺术宗教才达到更高的精神。

儒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伪善，孔子一直无法解决乡愿问题。

科学可以揭示传统道德的虚伪性，比如技术官僚钱学森说亩产十三万斤，这就是愚蠢。科学有自己的独立标准，可以鉴定道德的真伪，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还依然有效。教育限制了科学，把它变成技术，变成规则，维护政绩。科学在北洋时期，西南联大时期，钱学森刚回来的时候还有一点。大学要又红又专，成为没有科举制度的科举教育，科举制度的目的就是培养官僚，企业建立这样的教育体系，就会将自己变成官僚机构，无法适应市场经济。

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为政治服务。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58年，打下知识分子的傲气，工人、农民是衣食父母，这就是忠孝立国的方针。政治体制改革是儒家的根基，也就是普世价值的引进，儒家才能起到好的作用，而不是将儒家当作意识形态来利用。这是传统政治思想，不应该是现代企业思想。

企业经营哲学是企业的一门智慧之学，智慧就是看清事物之间的关系。想要看清事物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认识事物，掌握它们的相关性。恩特并非一家学术机构，但愿带着企业一起探索智慧的界域。

就企业的哲学观而言，思的范畴首先是市场经济，它是企业哲学基本构件，思想体系主要来源于政治经济学而非微观经济学，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宏观经济。由于政治经济学是基于西方商业文明条件下形成的学说，所以在前些章节中大体讲述了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状态下的政治情形。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以企业的形式展开，那么，它就需要有支撑这个形式的内在条件，即，符合这个国家制度的经济体制。换言之，企业存在的形式需要根据国家政治政制与经济制度来塑型。例如：掠夺期的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型（目前政府努力割断官商勾结是掠夺型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型的信号），企业就必须从掠夺的状态转向初步规范的市场状态。

由于中国政府无力改变遗留下政治问题，而企业作为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就需要有政治智慧，承担起政治转型阵痛期的任务，即，意识形态的转变与赋税的责任。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赋税与分配的合理性，这是世界级的难题，全球最早的研究实践发生在中国，即，王安石变法。换言之，企业如何建立合理的员工“课税”（劳动付出）与员工所得，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交易行为。

同时，各国政治（如古希腊商业立国、中国是农业立国）是按照其自然资源条件确立的，而不同的政治制度下选择的文化形态各异：古希腊选择了民主政治，发展了神学、诗学、悲剧、哲学（物理学、数学、几何学、伦理学、生物学等）、民主政治、雕刻艺术等；而中国发展了儒、法家思想，摒弃了墨家思想。换言之，企业文化中思想的选择同样重要，是继承中国传统思想还是引入西方人本思想，亦或兼容并蓄。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是有个哲学王统治国家，这种思想虽然看起来乌托邦，却影响着西方后来的基督教思想。中国企业家梦想有本自己的圣经，员工成为教徒；企业的品牌成为图腾，人人膜拜。但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思想，让它成为圣经、成为图腾，恩特愿与每个企业家一起学习与分享。

讨论企业思想的建立就必须讨论到企业伦理观念，在理想国里有四主德：智慧、正义、勇敢与节制；意思是，拥有智慧的是极少数人哲学王，他们统治国家；而保卫城邦的救士兵需要勇敢；手工业者、商人这样的一般自由民需要节制；正义就是大家各安其位，这就是柏拉图的伦理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为这些美德赋予了伦理（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意义，如勇敢不足叫怯懦，勇敢过度是卤莽。

中国的伦理是指伦常，在现实中与道德混用。企业伦理观念可以根据现在的文化形态与企业的思想、治理结构相结合，也可以选择中或西方的伦理思想进行应用。无论做出何种选择，企业都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知识结构，这样才能让员工有灵魂的家园感。

柏拉图的灵魂学说有三个部分：理性、意志与欲望；理性就是代表智慧，意志可以增加主见，节制可以控制欲望。企业培养出来的灵魂具有什么样的品质、能力和性格，在企业家思想里首先要成形。

成功的企业家希望个人拥有高贵的品质，完备的德行与温和的性格，这样的灵魂移植到企业是否就是一种企业思想，还是说这仅仅是企业人格化的一种理想状态？我们站在政治经济学思想与这个时代的文化土壤上思考。

企业人格化塑造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企业文化的形态，它扩展出来的新样式是企业经营的艺术性与品牌化的美学思想，这些思想的汇集最终指向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即组织的目标（人的合目的性），也就是企业所承担的作为社会组织所承担的人的幸福目的，企业实际上分有了国家存在的目的，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人或经济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