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的起源是一样的，都是在数百万年的生存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智性反应，思维得到的伸展，进而获得有效的生存机制，形成了文化。

据全球性人类基因大样本分析考证，现在人类的祖先是13万年前同一个非洲女性的后代，由于人类自身造成的生存环境的破坏而由非洲向全球迁徙，文明之果都成为沙漠形成之因。中国文化只是人类完成大规模迁徙后，定居下来以后根据区域特性，在数万年中慢慢产生了的区域性生存机制形成的中原文化。

全球最早的文化都表现为自然崇拜，这种文化形成了原初性的思想，就是自然主义的生存观念。由于人类生殖潜力超过了自然生存量，当一些区域的人类因为食物丰富形成大规模繁衍后，自然供给出现不足，人类对生存方式也就有了新的思考。

西方的苏美尔文明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形成，由于人类繁殖速度增加，生态遭到破坏，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农业已无法养活数量庞大的人口；至腓尼基文明时，商业自然成为非农业地区重要的生存交换手段。

迁徙到中国区域的人类，由于选择了在土壤肥沃的黄河流域寄居生存，而黄河流域又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带，所以产生了农业生存形态的思想。人类的智性能力在当时对于生存在自然环境下产生的各种现象并没有能力理解，产生自然崇拜是可以想像的。

自然主义思想的形成，在文明初期通过各种对神的祭祀来解释、连结人与自然。中国在夏朝时期逐步形成了祭祀的系统方法，现在称之为连山易，现在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商朝有归藏易，直至我们现在认识的周的周易，但还只是对不可捉摸的自然产生最简单的吉凶占卜。直至今日，生死的问题一直都是困扰人类的问题，成为人类的终极命题。

我们中国一切思想的源头应该都汇集在这简单的占卜书里。人类的智性在三代（夏、商、周）时期，西方在同一个时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人根据“易”思想出了不同的思想，也就是对世界的认识开始有了分殊，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先秦思想：

通过易形成对天的认识：产生了儒家思想；

通过易形成对地的认识：产生了道家思想；

通过易形成对人的认识：产生了墨家思想。

中国的文化中虽然有对自然神的崇拜，当然与西方一样也有生殖崇拜，但却并没有形成人格神，这与西方天、地、人、神四重性不同，我们现在归结为孔子对神敬而远之造成的。其实在易经中，只有天、地、人的位置，并没有神位。比如64卦第一卦乾卦：上两爻为天位，下两爻为地位，3、4两爻为人位，我们常讲的“不三不四”指的就是3、4两爻的人位，如果“不三不四”也就不是人的意思。

我们现在来看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形成，是在吸收墨家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儒、墨是先秦显学，墨家式微是由于三代以来形成的尊尊而亲亲的血缘阶层管理方式比较稳定，适合农业生产，这与我们当今的工业化已然不是一个境况。

不过易经是自然宗教的存在，只是孔子将之改变成为实用宗教：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道设教。墨子认为很虚伪，但却没有孔子老练。这一点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是中肯的：“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从里边我们不能获得任何特殊的东西”。他甚至说：假如孔的书从来不曾翻译过，那倒是好事。

但今天看来，墨家其实就是里尔克的《掘墓人》：“一个被战胜者。一个过早出现的失败者，太过早了。”

我们现在听到的平等，早在墨家那里已经提出了。不同的是，墨家还只是提倡人的平等，而今天我们提倡的是所有生命的平等，包括生物界，也就是生态社会主义。

由于农业文明的特征，夏、商、周三代是稳定的氏族治理模式，“文以载道、乐通伦理”。由于农业文明的稳定性，延续到秦以后的国家治理也并没有质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虽然在春秋后因为礼崩乐坏产生了法家思想，却没有像西方商业文明那样产生“政治人”（下篇文章讲西方思想时解释），我们只有农租户（三代时期）与农人（秦以后土地私有）。

谭嗣同说过“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其实就是一种专制的经营治理方式；而“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荀学属于儒学，更接近法家，而乡愿就是伪善。

没有“政治人”也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或者自由意识的觉醒，我们今天叫个人主义没有觉醒，这在今天对我们直接进入“经济人”缺少了重要的过渡。也就是说，从一个集体分配性质的农业耕作转变为独立经济人的运作缺少了“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科学与民主”这个系统的升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却没有创新能力的原因。

所以，我们讲中国的经营思想，其实是讲中国的政治经营，也就是曹丕所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汉武帝时，虽然盐铁成为一种商品（参阅“盐铁论”），仍然只是基于基本生存的要素存在的，虽然汉武帝是因为战争缺钱收回盐铁的经营权。也就是说，中国的商业只为解民生必备之需，并不能用现代“经营”的概念理解，它还是围绕着政治稳定而存在的。

就像中国最早春秋时期的《考工记》，只是官营的手工业制造工艺书，包括计成的《园冶》，绝不是现代的商品或房地产业。

中国的商业其实在近代的清以后形成，而我们将中国的商业经营思想分成：儒商、官商、佛商。从分法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其实是传统政治思想的分类，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商业思想。这与西方的商业文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所以，在讲述中国文化中的经营思想时，我们对此概念做了必要的廓清。

我们通常认为文人经商才叫“儒商”，这是错误的认识，儒商是指基于儒家文化思想中“诚”的原则经商；也就是对外经营用的是“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的圣人思想。

由于中国是氏族管理，儒、法是总纲，在对内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用的管理思想是落实到“孝”上，长幼有序，层级非常清晰，并不需要在经营中请咨询公司设计组织架构和绩效考核。而中国的商品只是初级的民生必需品，更谈不上创新经营，所以官商随之出现。这个代表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而这个时期已然是1839鸦片战争（其实应该叫‘开埠战争’）以后的事情了。

当西方将新的世界在沉睡了数千年的中国大地上展开，所有的“机会”似乎都来临了，佛商这个机会主义的宠儿也应运而生。（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一切的思想都有一个源头，而思想通过思维能力的伸展获得新的生长方向；从对自然的认识形成了天、地、人三分的思想，又经由人形成儒、墨、道的思想。思想的演变过程是生存方式的演变过程，思想是对历史的总结，并不指向未来，因为未来总是在变，而且不知道变向何方。所以，思想滞后于历史，但思想可以思想没有发生过的事，只是无法脱离现实形成体系。

我们既然讲的是中国文化中的经营思想，总要对这个文人治国的文化有一些思考，那么，我们就用巴金《随想录》中的忏悔作这篇文章的结尾：讲真话是不容易的，必须要有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只有具有自由精神你才敢说真话，只有有了理性精神你才能说出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