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的冲突是享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的核心思想，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因素。
我们今天重点谈儒家文明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即儒家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冲突对企业的影响，以及企业如何通过这里的文化冲突分析，管理好企业在多元文化下的感性失张,掌握建立企业文化的要素，获得市场营销利器。
在企业经营哲学中，我讲过中国近代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的三个阶段，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同样也经历过这三个阶段，而文化是一个漫长且永远存续的话题，我们前而文章讲过，文化就是人化，人化就是人的文明程度。也就是享廷顿所说的文化与文明的冲突。
他说的文化指的是宗教文化，儒家在西方被视作儒教，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争论。伊斯兰教在911发动的圣战只不过是对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数百年中的东征圣战作出的现代回应。近代三十年的宗教战争所结出的宽容果实并没有成为全球宗教的福利，原教旨主义暗流涌动。
天主教控制西方一千多年，教皇超过世俗皇权实际完成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国儒家思想控制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然是政教合一。文化从一种生存方式变成一种政治手段，人类文明在这种手段下冲突日益激烈。在这种冲突中天主教于十六世纪终于迎接来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结束了长达十五个世纪的统治，理性宗教让文明得以再次显现。
中国文化的一元性体现在儒教的排它性，例如中国第一位个人主义者扬朱的思想、最具辩证思想的公孙龙、最早提出兼爱且众生平等的墨家思想都被排斥在外。儒家思想具有贵族特点，自贵族阶层消失、支撑儒家的精英阶层士大夫集体离场；如今英雄被亵渎、集体主义被批判、爱国主义抽象化愤青化，理想主义成为嘲弄的对象，革命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在今天能让孔夫子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那开遍全球的孔子学院也不需要满腹经纶的士大夫，而是政治家。
如今信息社会，文化迅速大众化，英雄主义衰落，商业价值观崛起，以赢利为目的的、快速流行的，以现代传播方式为手段的文化行为成为主流。大众肯定功利主义，并与精英文化产生矛盾。大众与精英阶层开始与国际间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一样，都开始争夺文化霸权，都想掌握话语权。
我们所说的精英不是指商业精英，而是指士大夫阶层。虽然这个阶层消失了，但这个阶层的权力被政治“精英”掌握，大众与精英的冲突表现为话语权，实则体现为自由与限制的政治矛盾。
感性学营销看上去似乎跟这些没关系，实则息息相关。政治反映到民生，民生反映到大众文化中，大众文化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与心理，民众通过感性认识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作出符合自己认识的行为举止，它涉及一切人类活动。你卖东西给他们，这些自然需要了解。
中国的企业主现在有三个主要问题：一是融资；二是市场稳定性；三是人难管。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国企钱用不完，民企钱拿不到，属于政治制度问题；第二个是二元市场经济问题，稳定挣钱的国家在做，属于不稳定的交给企业做，这还是政治制度问题；第三个与今天的话题相关，改革开放带来文化多元，而原有的文化被撕成碎片，外来文化是碎片进来，所有人脑袋里都是没有拼接成功的文化的碎片,这依然还是政治制度产生问题（前面文章交待过，在此不再叙述）。
中国的文化碎片表现为一元文化的根基被动摇，也就是说儒、道、释三家实则是以儒家为基础的同一个思想体系；在打倒孔老二、砸了孔家店之后没有建立起新的毛家店、邓家店，民众有了钱以后就需要有思想支配金钱，于是就各按机缘，遇到和尚就念佛，到遇道士就养生，遇到儒家就讲孝。在还没弄清楚这些的时候，基督教再来讲普世价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讲人权、自由、人道主义。
儒家早已失去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更不要谈伟大的治国理想“礼运”、“洪范”了，连基本道德都已失守。道也早不是李耳那不可言说的道与可言说的反动思想，也不是医病救人的“五斗米”，而是世俗化了的有社会地位功能的养生道场。中国的佛到了民众阶层，早已不是唐僧一心求回来的唯识论，也不是儒家改造过的禅宗，而是被世俗化了的净土宗。儒、道、佛的功能实则上成为了大众用来掩人耳目所立的贞洁牌坊；而普世价值与民主政治同时成为了一种反抗的武器，所有人内心都依然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面南背北。
既然什么都不是了，那大众就什么都不信了。
这就是大众所谓的“信仰”缺失，当然，中国人几千年来虽然有宗教，但从未有过信仰。我们都清楚无条件相信叫信仰，而对于佛中国人从来都是有条件才相信的。如果儒教是宗教，那只是对权威的信仰，而这个权威并不是一神，也不是多神，而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神拥有的权威。这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试想，这样的信仰跟宗教还能有什么关系，这是赤裸裸的世俗权威，而不是神的权威。
一个企业主，在企业里就是权威，但是不是绝对权威，就要看两点：一，权力够大，如事业单位体制、行业垄断、技术垄断，离开你就没法活；二，钱够数，只要听话就给钱或者只要给够钱就听话，到别处没这么多钱。如果有人说还有第三点，诸如人格魅力，我想这人一定是中国式传教士、传销士，或者水军，谁给钱就帮谁说话。在功利主义社会，人格的建立就很困难，人格魅力已经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了，它是对有钱有权人的奉承罢了。
我们对观念的分析是强调观念的流动性，以克服我们看事物的片面性、局限性，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矛盾统一起来，提供给企业以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向或方法。
想要建立起企业的经营思想体系，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根基。也就是说中国的新文化并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中国的学者强调国学，还是强调西学，亦或中西合璧，都没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可供企业参考。我们讲的矛盾或者对立，是指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对立冲突，一个是讲孝，是要有奴性服从集体，一个是讲自由需要个体意识觉醒达到个体独立。
个体无意识与意识觉醒这种冲突的文化在个体思想中就产生出了矛盾。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常出现这样的冲突：企业主希望员工听话，这是中国文化，听话就是要发展员工的奴性；另一方面，企业主希望员工有创造力，独立思考和作业的能力，这是需要个体意识觉醒培养出自由精神。员工在这个时候就无所适从，人格分裂是难免的，阶级仇恨也在这种老板的指令下滋生了出来。
在企业经营哲学的课程中，我们会讲解企业经营思想的建立，由于比较复杂，这里我们只讲在具体的操作上的比较实用的一些指导原则。
现代企业的人员构成分为原居民与商业移民，而大多数民企里绝大多数或许包括老板本人都是商业移民。商业移民的特征：没有家园感，旧有的习俗已然日益凋敝，移民们一生飘零满怀失落。移民文化的建立对于移民型企业而言是基础文化建设，这是感性学营销第一课，家园情感营销。要知道，一个中国人如果没有家园感，始终不会是企业稳定的因素。
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习俗，但中国人也有共同的习俗如祭祀活动。祭祀活动是中国人在破四旧的时候通过宣传中国人无论论思想进行批判的迷信行为，而事实上，祭祀可以让人们有敬畏感，敬畏感的来源就是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另外，祭祀的仪式感让员工变得有秩序，对人性有意识，对企业伦理关系起到约束的作用。
如何处理与基督教的冲突，利马窦给了我们启示。徐光启应该是第一个入教的中国人，利马窦是通过汉学结合西方科学与基督教神学的方式传教，让人很容易接受了基督教。中国的儒家思想中也有隐藏着的普世价值的东西，再将扬朱、墨家、名家思想发扬出来，这种结合就成为化解矛盾的思想。
在天主教堂祭祀利马窦已经开了先河，企业不需要自己建教堂，而是将儒家的尊天与天主教的普世价值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祭祀仪式就可以。至于里面是什么神，企业主可以自己造，中国的企业主也喜欢把自己当神，只要能编神谕亦无不可。
仪式感的好处，在这里不多说大家也很清楚。一个企业在这种祭祀活动中，可以通过手机发红包，也可以将纸币用红纸包起来发。哪一种有仪式感，企业就选择哪一种。我想，苹果公司可能会选手机发红包，不过听说乔布斯还是佛教徒。
另外，我们讲讲大众日常生活中共同的文化基础，如社会交往中的人情世故、美食文化、家常里短等。
移民时代的另一特征，城市很大，家很小。在企业就是企业很大，个人很小。由于没有乡音、乡情、乡俗，家就显得格外的小。这个小不是指家的空间，而是传统文化中小家大家（个人、家、宗族、国家）的观念。
这种移民文化是企业形不成凝聚力的主要原因，因为员工没有共同的敌人，也没有共同的亲人，他们与企业只不过是临时买卖关系，甚至于是阶级敌人的关系，利益失衡了这种关系就中断了。
企业建立新移民文化是让员工与企业有情感的纽带关系，而这种家园情感文化的营销是营销中最高的艺术，它能产生企业文明，体现社会价值和人的文明价值。
最后，我们用商鞅在《商君书》中的故事，讲一讲感性学营销的思考：
《商君书.定分》“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分定而已矣。”
神有位格，人有人格，让每个人在情感上都有归属、都能接受的新秩序，所产生的专注力，是企业基业长青的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