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建设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2020-05-24 19:56 0


黄昏这个词在中国诗人李商隐笔下,充满苍凉感伤,“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向晚并不是傍晚的意思,而是无可奈何只能看着时光向西去,作动词。这种无可奈何者为意者所不适,黄昏这个词是向晚的流俗时间的情景呼应,也即是诗人终其一身不得志的结局写照。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诗言志。

诗言志意味着它需要通过一些隐晦的方式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表达方式形成了中国人含蓄的人格特征,也称之为君子人格。但这种人格在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由于大众缺少文学修养,加之生活中的利益关系,繁文缛节式的含蓄就逐渐演变成了客套的模仿,虚假的言语代替了含蓄的语词,社会交往变得粗鄙而生硬,即使是仗义执言也随乡入俗地变成为利益代言,形成了真实的虚伪(乡愿)文化。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人们身上充满这样的虚伪文化,从大众普通接受的表达方式上就可以看出这种虚伪文化如附骨之疽,直抒胸臆的交流只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甚至反击。

在诗人的诗句中,其实透露着仕途穷苦的哀叹,死亡临近的无奈。但中国人不会直接将老去、死去这个词说出来,会用“岁月无情、光阴似箭、花甲、古稀”、“作古、仙去、驾鹤西归”来表示,4这个数字也就成为禁忌。并且,13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成为许多人的禁忌,因为它代表着黑色星期五最后的晚餐中那13个人。也就是说,今天的文化,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的探讨,而是面临两种文化下的文化融合与建立。

黄昏这个词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这样描述:“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之后起飞”。密涅瓦是智慧女神,而哲学的深刻体现在后思或反思之中,也就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它就像猫头鹰虽然晚飞,但已具有了智慧。一个成熟思想的产生是需要时间思考的,但它永远不会晚。西方人这种慢工出细活儿的思想与中国人的大器晚成形成对照,中国人是早熟恨晚,而西方人是晚熟不争朝夕。就像日耳曼民族,虽然晚近发展,却如他们的思想般,一旦发声就震惊了世界。

不同的黄昏在同一个国度出现,就像当年伏尔泰流亡英国时对法国人说:英国的月亮都比法国的圆。现在,这两个黄昏出现在中国人的文化中,我们如何去理解、表达它,形成一个新的共同的、可理解的黄昏,哪怕最终只是形成一首黄昏的歌曲也可以。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对错或标准,而是一个参照。它的意义在于消弭国人身上中西两种文化形成的冲突,让国人的文化人格完整,不再分裂。就像人们需要用诗去化解科学带来的工业灾难一样,让人的生活从冰冷的机器中获得作为自然人该有的温情,而不是被社会机器分解的作为手段的社会零件存在。

一个民族的文化反映在国家层面就是司法制度,如西方商业文明形成的契约文化,在司法中就形成民主法制精神;中国农业文明形成的儒家文化,在国法形式上就是放大了的家法,也就是尊尊而亲亲。

反映在组织就是组织行为特征,如西方的企业基于私有制产生的民主精神,根据商业契约精神与利益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反映商业竞争优势的行为准则,像3M的创新文化,它的基础来源就是亚里士多德总结的哲学思想起源:“自由、闲暇与好奇心”;3M将这样的思想通过企业制度给予员工行为实施的可能,最终成就3M;中国目前的企业类型的组织,在企业行为上的反映是模糊的、表象化的,制度、行为是模仿西方的,思想是东方为里西方为表的多元文化,像华为就是这类典型,提倡狼文化,而不是人的文化,它实质上就是用西方的形式的皮裹着东方文化中的主奴思想。

反映在个人就形成人格,如西方的个人道德准则的建立,并按照社会法则做事,崇尚平等,将平等的观念与契约精神结合,形成公平交易、尊重契约、自由意志的原则,老板与员工不会因为个人喜好随意开除对方;中国目前的人格是分裂的,主要是因为全盘西化,整个国家的教育是按照西方的教育分科制度建立起来的,语言、思想也是西方哲学性质的,虽然中国化了,将哲学贬低了或者异化为马列主义,但这种中国化恰恰让人格更加趋于分裂,因为原来代表中国文化的中国语言变得模糊不清了,只剩下文化的表象,而西方的哲学语言又不是原来的哲理,这样就形成一个语言空转现象,词不达意,言不由衷,这就是现实版的邯郸学步。中国目前的文化其实就是瘸了、瘫痪了,只能变成一种爬行文化。人格不旦分裂,还是瘸着分的。中国人的人格中既没有西方的公德,也没有了传统中国人的私德,因此,中国人的人格普遍是一种畸形的行为乖张的掠夺性人格,挟带着一脸乡愿走在庸俗化的商业世界,浑身充满感性的野蛮与冲动。

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困惑源于对这两种文化与这两种文化形成的冲突不了解,毕竟改革开放大家都是凭一股子想过好日子的干劲出来做生意的,而不是像西方一样,有悠久的商业文明的传统,从私有制开始,有受过良好的商业教育才出来做事情。

西方许多企业是因为企业文化而做大的,如3M的创新文化;但中国的企业没有一家是因为文化优秀而做大的,我们说的文化不是指企业没有文化,乡愿、野蛮、机会主义也是一种文化,只不过是比较原始的文化;我们讲的文化就是特征很明显,并且是通过这样的文化让企业具有了这种文化特质或者品格,员工身上也反映出这种精神。中国企业文化都是企业做大了,然后事后总结,找个枪手写出来的成功故事,就像刘邦当了皇帝,非要把老母亲写成是圣母玛利亚才符合自己的天命一样。这些企业一旦失去了先发优势,或者政府的支持,丧失了垄断地位,很容易就瓦解了。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像可口可乐那样说,哪怕工厂烧了,只要有个商标在手,就可以重新建立起新的可口可乐。

中国企业想要建立企业文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困难,管理咨询公司并没有解决的方案,干脆就直接用“老板文化”来代替企业文化,给这些没有多少文化思想的老板按了一顶主奴文化的帽子,一直戴到今天。很多老板当然沾沾自喜,并且有种莫名的优越感,像当了皇帝一样得意非凡。事实上他们就是一个土皇帝。

企业文化的基础是民族文化,也可以称为社会文化,族群文化或者种族文化,人们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商业只不过是生存文化中的一种生存现象,或者叫生存方式,并没有脱离社会文化的基础。在中国清以前,我们称中国商人为儒商,为什么叫儒商,它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上下等级关系明确,雇员都是氏族内成员,具有私德。为什么强调私德,我们说过,中国是宗族管理,或者叫氏族管理,而中国人的私德就是在这样的族群内形成的,脱离族群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因为族群与族群是敌对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公德的社会,因此,在过去国家治理靠的就是这些族长、乡绅。这在如今的企业中也是屡见不鲜,大多数创业期的老板都是带着亲友开始做起来的,这就是私德文化的延续,我们不相信外人,更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在过去是解决氏族之间的纷争而不是氏族内部问题,内部由族长解决,这就是家法与国法的一致性认识。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党内成员出问题,也都还是先党内解决,而不是法制在前,这就是家天下的特征。

那么,老板文化也就是氏族文化的延续,农业文明发展出来的家天下的产物,这样的老板文化注定是小农意识主导的小农经济。在商业移民的今天,陌生人的公德关系如果建立不起来,或者亚血缘关系建立不起来,企业文化就依然只有表象形式,没有纯粹的企业精神特征。公德关系就是契约关系,亚血缘关系就是靠称兄道弟。

我们来分析看看目前中国企业应该走向哪里,或者选择一条什么样的文化发展道路。

首先,我们以企业的创新文化为例,创新是科学精神的产物,但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其意义如同物质短缺时代一样,找到新产品就挣钱,像美的找到鸿运扇、华宝找到空调……,在生意场上稍微有点背景和知识的,都清楚这一点,中国不可能有创新能力,特别是新技术,到目前为止,抄袭仍然是最主要的创新手段,否则满大街的名牌汽车里就有我们中国生产的发动机、手机里就有国产芯片了。想要创新,就需要有创新文化,企业可以效仿3M给员工足够的空间去自由发挥聪明才智,但精明的企业老板心里非常清楚,这些所谓的企业人才并没有受过良好的创新教育,心灵并不具备自由的高度,知识也局限在科学应用层次,而不是科学发明的水准上。就像任正非所言,教育不能改革,培养出人才,企业就没有人才可用,我们也可以通过任正非的无奈看到华为虚张声势的尴尬。

那么,企业是否需要给予员工个人学习想像空间,遑论是否可以创新,这就需要看你与谁竞争。在中国,与中国企业竞争,我们都处在瘸文化的同一纬度,有人比你更瘸,你就有机会赢他。因此,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做生意,要么与同业合作,要么吞并同业。前者,中国人绝对不去想,因为我们是一山难容二虎、宁做鸡头不作凤尾的文化,合作对我们而言是狼与羊做朋友的神话故事。中国人喜欢赢家通吃,灭别人九族,不像西方国家会培养、扶持许多的小微企业,保证他们的独立性与创造力,我们是将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小微企业扼杀在萌芽之中,通过资本将其铲草除根,以免将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在企业文化是否建设的探讨中,我们经常使用的休谟的一句名言就是:习惯是人生伟大的指南。人性本来就是懒惰的,寻求安逸的,这也是为何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少数人能在这个社会成为挣到钱的成功人士的原因,也正是因为他们敢冒险,也就让他们有了路径依赖症,换一种商业环境,那些商业环境嗅觉不灵敏的就将以前冒险的成果化为乌有了。我们绝大多数企业主都没有什么文化,即使有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也并没有深厚的、系统的管理知识与文化底蕴,更不用说该企业通过一个思想建立一种文化了。他们充其量就是强迫员工喊口号,练个晨操,让HR搞点活动写个规章制度什么的,你要让他们将自由量化一下,那就为难他们了。企业管理者们如果不对“自由”做出一个界定,各种形式的自由文化就会出现在企业员工身上,作为管理者需要的是一种自由文化,而且是对创造力有帮助且易于管理的“自由文化”。

为什么谈创新能力一定要谈自由?因为它是民主、科学的源头。也许中国人没有那么想要民主与科学,只是因为不相信科学就显得没文化也没钱挣,为了挣钱中国人才相信科学。但科学就需要有创造力,而创造力的源头就是自由。中国人喜欢刻舟求剑、掩耳盗铃,并不是中国人愚蠢,而是不清楚科学之路如何走,怕人瞧不起还要装得很科学,最终只能想到走捷径,这就势必促成人们的投机心理,形成了实质上的非理性的愚蠢。

中国文化中儒家、道家构成人格总体结构,儒家超出自然,不越矩是惯性,也就没有了自由意志;而道家回归自然,也就没有了意志自由。两者都没有真正的自由,中国人的精神物质搅在一起,天与人不分,是自然经济的产物,个体意识无法独立,概念趋于表象化,意志趋于欲望化,情感情绪化,自由等同于动物界。中国人的奴性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与儒道思想下生长出来的,这种依附于他人生存的人格怎么会产生创造力。

企业管理者本身也是这样的人格,想要企业文化中有自由的思想,通过自由意志产生创造力,从而获得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管理者改变自己做到独立意识的自觉就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要自由就要放弃主奴思想,平等去对待所有员工,就要放弃优势感以及许多不正当的利益;但在一个小人文化世界里,小人们通常并不识好(感恩),不愿意公平回报,更别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了,因此先善良起来的人就会骂自己的小人同胞犯贱,转而形成一致意见:觉得不能对小人太好。现在这个观念已经深入国人的骨髓,人们不愿意给别人多一点时间慢慢找回独立人格不犯贱,人们利用各种手段,牺牲所有情感进行赤裸裸的利益博弈。

人只有自由了,才会超越物质独立于精神层面去思考问题,才会有主体自觉,从而摆脱天人合一,将自然与人、精神与物质分开去思考,理性人格才得以建立,创新才有可能发生。

理性精神就可以解决中国人面临的概念表象化问题,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沟通效率因为概念的清晰而得以提高,大家不会为了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去猜测老板的意思,老板也不用骂员工没脑子。人的情感表达也建立在理性之上,不再是任意性的情绪化冲突。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感性,就像给人的思想插上了一双翅膀,心灵可以自由翱翔。

翱翔就需要闲暇,为何亚里士多德会将闲暇视作哲学的条件之一?因为哲学是贵族或者叫精神贵族的游戏,在古希腊贵族们不干活,一切事务都由奴隶去做,包括读书,也是奴隶读给主人听,因此,古希腊的奴隶很有文化,以致在后期也终于出现了一个奴隶哲学家,德比克泰德。闲暇是以自由为前提,在精神独立的世界里,闲暇才有让自由意志发挥的地方,否则,中国有闲暇的人很多,因为没有自由意志,闲暇也就不会用来思考哲学(在古希腊科学属于哲学)问题。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3M为何要给员工自主时间了。闲暇并不简单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包含员工的福利、待遇不受影响,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我们中国企业很难做到。我们曾经帮助几家企业购买书籍,建立公司读书会,企业管理者希望员工在工作时间之外读书学习,而不愿意让出工作时间给员工去读书学习或者思考。更有甚者会问我:乔老师,高管要务虚,但我怎么知道那些高管有没有在思考呢?(这里反映两个现实问题,一是企业管理者大多数没有什么教养,或者说这个国家改革开放太突然,没有先培养、教育后发展,因此企业管理者还是在固有的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指导下,希望员工付出更多,就像周扒皮半夜起来学鸡叫一样,并没有将员工当人看,只是当作挣钱的工具;二是社会资源被权力垄断,缺少公平基础,或者叫市场经济基础,加上企业主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没有能力识别、评估组织内外各级岗位人员或合作公司的价值,于是只能要得更多,底线是不吃亏,但绝对不想公平,能占就多占一点的掠夺文化在驱动着他们,输了也怪命不好,而不会去追问公平正义的缺失,这就是理性的缺失导致的感性的野蛮。这类企业主或者员工身上,我们看不到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不越矩的影子,而是赤裸裸的原始的自然主义的野蛮的自由与实用主义加资本家的贪婪性,这种野蛮的贪婪在整个社会之中弥漫,每况愈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以贫困降低大众人格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走向野蛮”,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野蛮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种焦虑普遍存在于企业主心中,因为我们缺少自由意志,自然没有建立起平等的原则与价值观念,非民主制度加上新商业移民造成的陌生人社会,使得社会公德、诚信都没有建立起来,犹如处在荆棘丛生的原始森林之中,步步危机,焦虑自然就会存在。我之所以用焦虑,而不是忧虑,是因为企业主焦灼,看着员人不干活儿,就像看着人民币上的毛主席不在了一样心痛,因此忧虑无法表达这种心情。忧虑普遍存在于每一个国人心中,大家白天掠夺,只有晚上半夜才会让灵台空明,然后抬头仰望星空,然后天良发现头顶还有一个上帝,人性的光辉在这个时刻犹如流星一样片刻闪现,虽然第二天醒来依然作恶。每个人知道这样你死我活的生存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谁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就被别人掠夺成为贫民或者阶下囚。也正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环境如此之恶劣,大家才歇斯底里地更加疯狂的去掠夺财富,心底寄希望于通过这种赌博式的掠夺尽快获得财富从而解决自己朝不保夕的忧虑,尽早逃离生死丛林,保障自己的安全。这也是为何中国政商富人阶层大多移民的原因。

讲到这里,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华为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为什么孟晚舟是加拿大户口,为什么它依然只是一个充满中国主奴思想的公司,为什么它们会有儿狼文化而不是人的文化了。因为华为或者中国人的兴趣不在文化,在钱多少。因此,我们需要讨论亚里士多德形成哲学的最后一个条件:兴趣。

兴趣在西方的意思是指无条件的或者叫无功利的喜欢,也就是纯粹喜欢,不为了任何利益好处。中国人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从小去读各种“兴趣”班,这就不是西方的兴趣,而是一种将来可以预期获利的投资手段。闲暇在这些未来的主人们身上是找不到的,所有的闲暇都变成了忙碌的“操千琴而晓声”的技能训练。那种从容的自由,在这些未来的主人们身上投射出来的是满面倦容,一脸无奈。我不知道这些幼小的心灵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世界,但它很难发展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

企业管理者或者HR面试,最喜欢问的就是你的兴趣或者你对我们公司或这个职位有没有兴趣这种傻话。这就像你对面站了一个满脸向往你手中棒棒糖的孩子,你问他喜欢不喜欢吃糖一样愚蠢。在我们这个国度,你怎么问人家都会说YES!我不知道面试官想满足什么样的心理而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一个员工如果因为专业问题质疑领导,我想能接受质疑并且不会介意的领导数量应该非常低,不给事后穿小鞋都是非常有胸襟的了。专业兴趣通常就在这样的打击下被扼杀了,创新从何谈起。

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中的现实意义,我想大家都愿意理解为竞争力或者竞争优势的创建或基础。其实它的现实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从企业角度来讲,企业员工的精神面貌会有所改变,状态会很好,公司氛围创新力都会提升;从社会角度来讲,它传递了更积极的社会价值,让人们不再恐惧于社会分工导致对人性的分裂,因为有这样一个温暖的组织存在。但真正的意义在于,我们让每一个人,真正的像人一样活着了,人们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可以真正的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让所有人感到这是一个人的社会,是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建立起来的自己承认的社会。

当我们写一篇文章里面都讲问题,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消极”情绪时,我们应该从中找到积极的意义。这个积极的意义就是找到了问题,因为找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现在学校、社会里的企业文化其实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病呻吟,想当然地写个愿景当企业理念,把这些所谓的“理念”当成企业文化,对文化的根基不加考察,借西方的文化这酒杯来浇中国人胸中之块垒。将西方企业的商业精神丢掉,弄个橡皮图章代替契约;将西方的企业文化挂在自己的墙上,中国的主奴思想放在自己肚子里。这种里外两层皮的小丑文化,怎么能算是企业文化呢?

恩特致力于传播新文化,所谓新就需要将旧的扬弃,将浮土拨去露出坚硬的磐石做基础,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叫新。就像我们可以同意砸孔家店,任何旧的东西你都可以砸,问题是,你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起来才行。这就像一个需要吃奶的孩子,你嫌弃奶妈不好,说遣散了,这没问题,但你又没有找到新奶妈或者奶源,这就会是问题,孩子们过着有奶便是娘的伦理缺失和没奶喝而饿死的境遇。中国目前就处在一个既没有旧文化,又没有新思想的时代,如果非要说有,那就只能是中西方文化的糟粕这个有了。

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形成一种保护机制,保障人们生存的稳定性,它的可能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生存中通过智力对世界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认识而逐步完善的。在这个商业社会,非理性的野蛮就像百年前中国人用冷兵器对抗西方热兵器,野蛮没有丝毫胜算。加上中国人喜欢的乡愿文化形成的窝里斗,这样的内耗在经营成本上是高昂的文化成本,企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的不仅是与自己同样在非理性文化下成长的中国人,还有百年前全面战胜自己的各种外国人。因此,窝里斗只能战胜同胞,无法最终获得胜利,即使有商业政治可以“避难”,政府给予政策保护,那也只是一时。现在看来,这种保护让西方企业十分不满,因为不公平,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在技术输出上就会停止或严格控制,让没有创新能力的中国企业永远输在起跑线上。

中国人的小农意识从上到下都是一样的,小富即安到小富膨胀,全国上下形成一种莫名的物质狂妄。即使西方人在中国人站上了楼顶后抽掉了梯子,也最多发挥一下阿Q精神骂几句,但那种站在楼上俯瞰抽梯的外国人的舒坦劲,还是让国人找回了当年东方文人的傲慢,感觉非常良好。这就是文化的不自信,我们心底里潜藏着沉重的自卑,在缺少理性的支撑下,让感性进一步情绪化。

约束我们的感性野蛮,建立起理性精神,将传统文化中的乡愿去掉,将墨家思想拾起,克制我们的主奴思想,也许我们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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