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企业的哲学观

2019-01-15 12:27 0

企业的本真状态就是企业的哲学观,哲学的本真是思,而哲学观就是思维。企业存在的本真状态就是社会性生存需要显现为组织形态,它的思维(哲学观)就是通过各种形式让它合理存在。换言之,社会性质的变化,决定企业是否需要存在,或者以何种方式存在。简言之,假设我们将商业行为通过带有哲学性的艺术思维的方式展现出来,它的基础就是社会审美能力已经普遍达到较高的水平后的现实存在。

一如政治哲学观念那样,西方所有迅速崛起的国家都是通过专制制度达成的,英格兰、法兰西都一样,德国也是在卑斯麦统一后开始强大。中国与印度的发展就可以看出专制与民主的不同,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启蒙的作用。也就是说,专制制度只有在初期起到快速发展的作用,在政治经济学中我们称之为重商主义时期。

1840年,中国人总结失败的原因在于,西方船坚炮利,奇技淫巧之物比我们好,但制度、文化还是我们好。解决方法就是在器物上学习,师夷技长以治夷。于是花了五十年打造北洋水师,一遭遇到倭寇几个小时的时间,甲午大海战就结束了。

中国人再次总结问题:日本人搞了政治改革,他们的君主专制变了君主立宪,我们也需要从制度上改变。于是维新开始,百日后失败;辛亥革命再次开始,搞民主共和,革命成功了!可袁世凯夺权还想当皇帝,就发现制度也没有解决问题。

问题在哪里?

文化!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三次崛起,中国人找到了阻碍中国成长的罪魁祸首:儒家!五四运动开始,引进民主和科学,德先生赛先生,启蒙运动浩浩荡荡开始。1931、37抗日战争开始,启蒙被搁置!直至今日中国的启蒙教育仍然没有开始的意思,思想也只在80年代自由了几天。

冷战后世界格局东、西两大阵营。中国的文革也结束了,改革开放也走了1840后相同的道路:首先买器物搞经济改革,也就是搞物质发展;80代搞下来搞出问题了,腐败开始了,于是,开始搞政治改革,就是在制度上建立规则;最后发现现在搞的制度并不比百日维新、辛亥革命高明多少,腐败更严重了!

问题在哪里?

文化,再搞文化。于是,全世界都是孔子学院。

孔子讲什么?道德。道德是否可教?这在古希腊苏格拉底那里是一个哲学问题,知识即美德,他认为人有了知识就知道不守道德对自己不利,所以知识越多道德越高尚;而普罗泰格拉认为知识越多做坏事越大,这一点在中西方都得到验证。中国的道德建立在情感上的,但这基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现在农业自然经济变成市场经济,它讲的是市场经济的道德(亚当斯密的道德)。

市场经济强调理性(契约),理性是可教的。儒家并不提倡钱,儒商讲信用因为有皇帝在,商人跟权力结合就能形成红顶商人,皇权起到稳定性。如今已是乱世,没有绝对权威存在,就没有儒商的生存空间。现在的儒商就变成腐败,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儒家是有自由的内涵,至于儒家选择不自由,那也应当是自由的儒家,自由不仅是选择做什么,而是可以选择不做什么。

佛教与基督教的差别:相同的都教人放下,不同的是基督教让人承担痛苦的能力,这个能力比佛家要强很多。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让每个人都从世俗社会脱离出来单独面对上帝,人和人之间的灵魂是平等的,都是自由的,从而建立起灵魂的自由,人的精神被提高了。中世纪以后法权社会到启蒙运动,自由的等级开始变化,从灵魂的自由到权力的自由到信仰的自由,个人的权利意识建立起来了

基督教以异化的方式教化人类,让个体独立起来。而儒家让人永远陷入世俗亲情与肉体之中,不能独立。没有让人们的精神生活独立出来,没有个体的追求。比如追求个人的实惠,是否当权利来追求?这就将人提高了一个层次。启蒙立足于实用目的,功利思想,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就是用理性处理财产关系、权利关系;在此之上,艺术宗教才达到更高的精神。

儒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伪善,孔子一直无法解决乡愿问题。

科学可以揭示传统道德的虚伪性,比如技术官僚钱学森说亩产十三万斤,这就是愚蠢。科学有自己的独立标准,可以鉴定道德的真伪,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还依然有效。教育限制了科学,把它变成技术,变成规则,维护政绩。科学在北洋时期,西南联大时期,钱学森刚回来的时候还有一点。大学要又红又专,成为没有科举制度的科举教育,科举制度的目的就是培养官僚,企业建立这样的教育体系,就会将自己变成官僚机构,无法适应市场经济。

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为政治服务。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58年,打下知识分子的傲气,工人、农民是衣食父母,这就是忠孝立国的方针。政治体制改革是儒家的根基,也就是普世价值的引进,儒家才能起到好的作用,而不是将儒家当作意识形态来利用。这是传统政治思想,不应该是现代企业思想。

企业经营哲学是企业的一门智慧之学,智慧就是看清事物之间的关系。想要看清事物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认识事物,掌握它们的相关性。恩特并非一家学术机构,但愿带着企业一起探索智慧的界域。

就企业的哲学观而言,思的范畴首先是市场经济,它是企业哲学基本构件,思想体系主要来源于政治经济学而非微观经济学,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宏观经济。由于政治经济学是基于西方商业文明条件下形成的学说,所以在前些章节中大体讲述了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状态下的政治情形。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以企业的形式展开,那么,它就需要有支撑这个形式的内在条件,即,符合这个国家制度的经济体制。换言之,企业存在的形式需要根据国家政治政制与经济制度来塑型。例如:掠夺期的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型(目前政府努力割断官商勾结是掠夺型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型的信号),企业就必须从掠夺的状态转向初步规范的市场状态。

由于中国政府无力改变遗留下政治问题,而企业作为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就需要有政治智慧,承担起政治转型阵痛期的任务,即,意识形态的转变与赋税的责任。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赋税与分配的合理性,这是世界级的难题,全球最早的研究实践发生在中国,即,王安石变法。换言之,企业如何建立合理的员工“课税”(劳动付出)与员工所得,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交易行为。

同时,各国政治(如古希腊商业立国、中国是农业立国)是按照其自然资源条件确立的,而不同的政治制度下选择的文化形态各异:古希腊选择了民主政治,发展了神学、诗学、悲剧、哲学(物理学、数学、几何学、伦理学、生物学等)、民主政治、雕刻艺术等;而中国发展了儒、法家思想,摒弃了墨家思想。换言之,企业文化中思想的选择同样重要,是继承中国传统思想还是引入西方人本思想,亦或兼容并蓄。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是有个哲学王统治国家,这种思想虽然看起来乌托邦,却影响着西方后来的基督教思想。中国企业家梦想有本自己的圣经,员工成为教徒;企业的品牌成为图腾,人人膜拜。但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思想,让它成为圣经、成为图腾,恩特愿与每个企业家一起学习与分享。

讨论企业思想的建立就必须讨论到企业伦理观念,在理想国里有四主德:智慧、正义、勇敢与节制;意思是,拥有智慧的是极少数人哲学王,他们统治国家;而保卫城邦的救士兵需要勇敢;手工业者、商人这样的一般自由民需要节制;正义就是大家各安其位,这就是柏拉图的伦理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为这些美德赋予了伦理(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意义,如勇敢不足叫怯懦,勇敢过度是卤莽。

中国的伦理是指伦常,在现实中与道德混用。企业伦理观念可以根据现在的文化形态与企业的思想、治理结构相结合,也可以选择中或西方的伦理思想进行应用。无论做出何种选择,企业都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知识结构,这样才能让员工有灵魂的家园感。

柏拉图的灵魂学说有三个部分:理性、意志与欲望;理性就是代表智慧,意志可以增加主见,节制可以控制欲望。企业培养出来的灵魂具有什么样的品质、能力和性格,在企业家思想里首先要成形。

成功的企业家希望个人拥有高贵的品质,完备的德行与温和的性格,这样的灵魂移植到企业是否就是一种企业思想,还是说这仅仅是企业人格化的一种理想状态?我们站在政治经济学思想与这个时代的文化土壤上思考。

企业人格化塑造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企业文化的形态,它扩展出来的新样式是企业经营的艺术性与品牌化的美学思想,这些思想的汇集最终指向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即组织的目标(人的合目的性),也就是企业所承担的作为社会组织所承担的人的幸福目的,企业实际上分有了国家存在的目的,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人或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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